这里说的“道德”，也就是他自我评价的三不欺：“下不欺于地，中不欺于人，上不欺于天”，而且是“贱如是，贵如是，长如是，老如是”。而三不欺集中到一点，就是先秦儒家所尊奉的“人心”、“民心”。这一点，冯道力所能及地做到了，也只有他做到了，而在那样一个“狼虎丛中”，只要做到了这一点，就是佛、菩萨、圣人，其他的一切都不应苛求。苛求就是唱高调，就是假道学。
孟子说过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真正为穷苦百姓着想，不为名利，不顾成败，不惜生命的人才是英雄！因为仁慈，因为善良，因为软弱，他们往往不能够成功，而后人根据成王败寇的定性思维，偏偏视他们为昏君奸贼；而不择手段谋取私利，不分忠奸斩草除根的反而被看成明君英雄，这样的引导实在是错误！以后做人还讲不讲仁义？所以我们今天看待历史评论英雄，应该看他的动机而不是看结果！那些为了个人权利为了子孙富贵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人，即使成功了也不值得崇拜；为了百姓生存不幸牺牲自己，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的人，即使失败了也不必痛恨！个人成败与百姓生命相比，自然后者为重！作为普通百姓，人家保全了你的生命，你骂他是昏君奸贼；人家杀了你同胞自立为王，你却说他是明君英雄豪杰！若死人地下有知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
士可杀而不可辱！这句话不错，可你不能说老百姓可杀我不可辱啊！就连欧阳修也承认：“人皆谓契丹不灭国人者，赖（冯）道一言之善也”。与冯道相比，大明的方孝孺就是个傻逼！冯道面对外族，尚且以百姓生命为重；而方孝孺面对的是明室朱氏子孙的夺位争斗，在胜败已分之际，他完全可以学习唐初名相魏征，另事新主，施展自己的济世才能，实现辅主治国的政治抱负。再不济，也可以学李靖、李世勣等人，不掺和其中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但方孝孺偏要批龙麟、撩虎须，嘲弄、挖苦、讽刺和激怒朱棣。
1402年六月，南京城乱如麻。方孝孺静坐家中，等待被捕的一刻。
3年前，朱棣在北京起兵，以“清君侧”的名义，反对侄子建文帝的削藩政策。发兵前，他的军师姚广孝跪地嘱托，说南京城破之日，方孝孺一定不肯投降，希望不要杀他。
“杀方孝孺，天下读书种子绝矣！”姚广孝意味深长地说。
朱棣打下南京城后，方孝孺果然不逃，也不降。
下狱后，朱棣再三请人去劝降，方孝孺终不从。
等到朱棣准备登极时，为了借重方孝孺在天下士人中的名气，便要他起草登位诏书。
方孝孺身穿孝服，大哭上殿，见朱棣。
史书记下了两人的对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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