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年，我第一次出国，连护照都是加急办出来的，就是为了要跟着Peter一起到美国出差。
同行的同事们，每一个都有海外背景，不是有欧美知名的MBA学历、就是从小在海外一路读到硕士的人，只有我一个是在台湾土生土长起来的人，我的破英文里还夹着浓浓的台湾腔。
我还记得到美国的隔天，我的时差都还没调整过来，就得应付一堆会前准备工作。
那天早上，纽约的天气冻得像冰箱里的霜，我们提早一小时到会议现场，Peter像往常一样，迅速安排简报顺序後，就一声不吭地坐到位子上看文件。
我坐在他斜後方的位置，脑中不断默背等下要讲的内容，一边强迫自己不去在意身边的讪笑声。
「她的破英文可以撑完整场吗？」
「她可能又会把pitch说成peach了吧？」
「听说她已经在恶补托福了，别看不起人家啦。」
他们声音不大，却刚好能让我听见，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个人是谁，英文憋脚、口音重、一紧张英文就更讲不清楚的人，正是我。
尽管我告诉自己不要在意，但每次听到别人嘲笑我的英文时，我的心还是会不自觉cH0U痛起来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