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我幷不知道。
随着后来我和K深入学习了党的十八大精神，猜或许是为了拉我入伙，培养我，叫我当他赵家的白手套、传话筒、笔杆子、狗腿子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过去几个月的抵制日货运动。
我说广州声势颇为浩大，几千人去市政府外面静坐，赵新杨“啧”了一声，摇摇头：“刁民，北京人还是懂事儿，有眼力见儿，闹得少，你看闹得不是山东那些地方，就是南方城市。”随后他随口说：“欸，对，你表弟现在做什么工作？”
“新媒体，这不也是顺应国家发展大势嘛。”我一手撑脑袋，笑着看赵新杨，从他的眉毛打量到眼睛，再到鼻梁和喉结。
他喉咙咕噜一下，眨眨眼睛，别过头，半晌才说：“咳咳……我看明年香港要变天……宋玉明，在我家里你老实一点。”
我正盘算着“变天”两个字从哪里来，只听一声“新杨”，一个五十岁上下，西装革履的谢顶中年男人，从门厅进来了。
保姆帮他拿外套，伺候他穿拖鞋的功夫，我连忙站起来，小心翼翼观察他。
“玉明，这是我哥。”赵新杨迫不及待地为我们引荐，“哥，这是我朋友宋玉明，北大毕业的，现在在新华社当记者，不仅采访好，写文章也有点水平。”
我连忙伸出手去，男人上下打量我一番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露出一个笑脸来，扯动眼角一道小疤：“早听新杨提起过你，我也看过你写的东西，不错。”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年我的应对可以更得体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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