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城穿越之招生文件里的公平
一、教育局大厅的政策汇编与带墨的指尖
某市教育局办事大厅总飘着淡淡的油墨香，我攥着传单蹲在休息区的长椅旁，看高建明穿着挺括的深灰色西装忙碌。他的左胸别着银色工作牌，照片上的他眼神坚定，口袋里揣着本折角的《义务教育招生政策汇编》，书页边缘被反复翻看磨得发亮；左手按着厚厚的入学审核材料，某页贴着张蓝色便签，写着“需补充户籍证明，联系李姐”；右手握着钢笔逐页批注——指尖因长期签批文件泛着薄茧，指缝里藏着点墨水，是每天审核50份入学材料、接待20组咨询家长蹭上的，连指甲盖边缘都沾着点淡黑。
他的办公桌永远摆着三样东西：泡着绿茶的保温杯，茶底沉着几颗枸杞，是常年说话多用来护嗓子的；记满“家长诉求”的笔记本，某页写着“李姐孩子跨区入学，缺房产证明，需耐心解释政策，帮她列材料清单”；还有张贴满便签的学区地图，上面用红笔标注“今年新增2所小学，需调整3个老旧小区学区范围”。午休时，他会靠在椅背上揉眉心，眉头轻轻皱着，手机却不停响——有时是学校咨询招生细则的电话，有时是熟人托关系的私信，他总说“招生无小事，每个孩子的入学，都牵着一个家庭的期待，不能马虎”。
上周暴雨夜，我送晚班传单到教育局门口，撞见他对着手机沉默。暮色透过玻璃门照进来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手机屏幕亮着老同学发来的消息：“建明，我侄子想进实验中学，差1分，你通融下，节后给你送点‘心意’”，后面还附了个转账二维码。而他的办公桌上，摊着刚整理好的“特殊困难家庭入学名单”，最上面是位单亲妈妈的申请——她带着孩子租住在学区内，因房产证没办下来面临调剂，高建明正帮着协调学校预留名额。
这时保安送来个匿名包裹，外面没写寄件人，他拆开一看，是两条高档香烟和一张2000元的购物卡。他赶紧叫保安登记上交，转身给老同学回消息：“政策底线不能破，我帮你侄子申请补录名额，但绝不能搞特殊，补录要按规则来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为了这个补录名额，连续三天加班核对补录规则，确认符合条件后才提交申请，却拒绝了老同学所有“私下感谢”，自己还掏腰包给那位单亲妈妈打印了材料清单，怕她跑第二趟。
帮教育局送早班传单时，我见过他在茶水间偷偷贴颈椎贴。他背对着门口，把西装的衣领往下拉了点，露出贴在颈椎上的黑色膏药，边缘还卷着边——是长期低头看材料、改学区草案落下的职业病，却不敢让同事看见，怕被说“扛不住压力，不适合当主任”。
刚贴好膏药，办事大厅就传来争吵声。一位穿红色外套的家长拍着桌子哭闹：“凭什么我家孩子不能进重点小学？你们就是看人下菜碟！我邻居家有关系，孩子就能进，我家的就不行！”高建明赶紧走过去，先给家长递了瓶水：“您别激动，坐下来慢慢说，我帮您看一下情况”。他拿出学区划分文件，翻到对应的片区：“您家房产在学区边缘，今年因生源超额，按政策需调剂到相邻的阳光小学，那边的师资和硬件都不差，跟重点小学是联盟校，教学资源共享”，又补充道：“我帮您对接阳光小学的招生老师，您可以先了解下学校情况，再做决定”。
等家长情绪平复离开，他才发现自己的衬衫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，颈椎贴也因动作幅度大掉了一半。他的抽屉里，藏着本“争议处理笔记”，某页用铅笔写着“遇到家长情绪激动，先递水再解释，别激化矛盾；多讲政策依据，少讲官话套话”，旁边画着个小笑脸，像是在给自己打气。
扫街时捡过他扔掉的材料草稿纸，揉得皱巴巴的，上面用铅笔标着“今日拒绝托关系请求3次（老同学1次，亲戚2次）”“帮特殊困难家庭协调入学2例（单亲妈妈1例，留守儿童1例，需跟进后续材料）”。那天傍晚，我看见他在教育局门口给一位拄拐杖的老人讲解入学政策，老人耳朵不好，他就凑到老人耳边，一字一句地说，还把重点内容写在纸上，直到老人听懂为止。这种“对规则坚守到极致，对弱者心软到妥协”的坚持，曾让我蹲在长椅旁鼻尖发酸：原来有人把“招生办主任”当成战场，每一次拒请托都是对公平的守护，每一次帮弱者都是对初心的回望，那些看似刻板的规则背后，藏着比权力更沉重的“教育责任”。
后颈的麻意袭来时，我正靠在大厅的柱子上打盹，梦里全是文件的翻页声与家长的咨询声。月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子，像极了他笔记本上的字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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