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三天，日子过得格外拮据。
我把娘给的碎银小心分成几份，用布包了三层藏在怀里，每天只敢买两个冷馒头、一碟咸菜，就着街边的井水充饥。
张大叔则去附近的货栈帮人卸货，扛大包、搬木箱，换些铜钱买米煮粥，粥里只飘着几粒米，大部分是野菜。
“叔年轻的时候能扛两袋面粉跑三里地，现在老了，这点活计都累得喘。”他揉着腰笑道，可我分明看见他额头的汗珠和泛红的眼眶。
夜里我们就裹着旧棉袄靠在牛车上，听周围考生议论考题。
“今年的策论考‘农桑利弊’，可把我难住了！”“我倒是对答如流，就是诗赋差了些火候。”偶有没考好的学子哭着离开，抽噎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，空气里都带着些焦灼的气息。
我把剩下的积蓄都用来买了笔墨纸砚，在槐树下借着马灯的光温习书籍，既是打发时间，也是给自己找点寄托。
张大叔见我坐得住，常笑着说：“这股子韧劲，随你娘。当年你娘带着你逃难，一路上没少受委屈，却从没掉过一滴泪。”有次他卸完货回来，手里攥着块桂花糕，油纸都被汗水浸透了，硬塞给我：“货栈掌柜家孩子过生辰，赏的！你尝尝，沾沾喜气，保准能中！”
糕点甜得发腻，我却吃得眼眶发烫，把一半分给张大叔，他推不过，掰了一小块含在嘴里，说：“真甜，比蜜还甜。”
终于熬到放榜那日，天还没亮，贡院外墙就挤满了考生和家人，黑压压的一片像潮水。
我和张大叔挤在人群后，踮着脚才能看到榜单的一角，脖子都酸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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