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西殖民之利，在于其效率与控制；我中华文明之优，在于其教化与秩序。何不取长补短，构建一个更强大、更可持续的体系？”
他构想中的新朝贡体系，应该是藩属国享受大明庇护，必须承担相应义务。
接受驻军：藩属国必须允许大明在关键战略节点（如港口、要隘）建立军事基地，驻扎精锐部队，提供安全保障，并作为大明力量投射的支点。
组建仆从军：藩属国需按约定规模组建、训练并装备军队，接受大明指挥，在宗主国征伐不臣或防御外敌时，有义务出兵协同作战。
缴纳贡赋：藩属国需根据其国力大小，每年缴纳其赋税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“保护费”，换取大明的安全保障和贸易优惠。此非掠夺，而是对等交换。
开放市场：给予大明商人最惠国待遇，开放特定港口、资源（如矿产、特产）供大明商人公平贸易或特许开发。
而作为宗主国的大明，则对藩属国遭受的外敌入侵提供强有力的军事保护。维持区域秩序；调解藩属国间争端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。
提供安全的海陆贸易通道，打击海盗，保障商路畅通，促进贸易繁荣。教化：推广儒家文化、汉字，增强藩属国文化认同感与向心力。此乃中华文明之“王道”，区别于西方纯粹的掠夺。
以此为基础，构建一个以大明帝国为核心，各藩属国为紧密成员的中央帝国联盟体系。
利用驻军和教化，加强对关键藩属国的政治、军事影响力，将其真正纳入大明的战略防御和经济体系，而非游离在外、只知索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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