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令一出，虽初期引起部分海贸巨商不满，但长远来看，有效引导了社会资源流向，为南夏的产业升级与科技转化奠定了基础。一批专注于机械、冶金、化工的“新工坊”开始涌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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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全球化下的文化冲突与融合
海贸往来，人员流动频繁，外来文化与思想如潮水般涌入南夏。广州、泉州等口岸城市，异域宗教寺庙林立，番商携家带口定居者众，其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与南夏传统难免龃龉。同时，南夏的儒学、律法、科举制度亦随着商船与使节传播至海外，在东南亚部分地区甚至引发了当地精英阶层的效仿与讨论。
景熙三年秋，礼部上报：有番商聚居区，因风俗迥异，与本地居民屡生摩擦；亦有海外僧侣传播教义，其内容与南夏主流价值观有所抵触，引发士人议论。更有甚者，南夏输出之书籍、思想，在部分海外邦国被统治者视为“动摇国本”之物，加以限制。
面对这一“双向”文化冲击，景熙帝并未简单采取禁绝或放任之策。他采纳了礼部侍郎，同时也是精通数门外语的青年官员柳文渊（翰林学士柳明远之子）的建议：
一、于各主要通商口岸设立“番坊管理司”与“文化交流署”。番坊管理司负责协调番商与本地社区关系，依《南夏律》为基础，兼顾番人习俗处理纠纷，要求番商遵守南夏基本法度。文化交流署则组织翻译海外经典，同时系统地向海外译介南夏典籍，旨在促进相互理解，而非单向灌输。
二、在京师大学堂及广州、泉州等地官学中，增设“万国风物”、“海外语言”等选修科目，鼓励士子了解外部世界，培养具备全球视野的人才。
三、在外交文书中，明确“和而不同”的原则。南夏愿与诸国分享文明成果，亦尊重各国文化传统，不强行推广自身制度，但求通商互利，文化交流以自愿、平等为基。
此策既维护了南夏文化主体性与社会稳定，又以开放姿态促进了文明互鉴，使得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交往更为健康、持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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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海权延伸与远洋护航挑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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